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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2年5月24日，在打了将近半个月的嘴仗之后，日方代表团对原先＂不战而屈人之兵＂的企图彻底绝望。
在中日双方发表了一个言辞空洞的共同友好声明之后，会谈便草草收场了。在送别日方代表团的晚宴上，中方特意赠送了一些小礼物，其中就有皇帝特意交代的＂小金人像＂。日方几乎所有代表都收到一个，甚至还有一个，将转交赠送给没来的首席大臣三条实美。
但这些日本人对底座上的字难以理解，纷纷询问＂奥斯卡＂是谁？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在场的中国人也都是一头雾水。
这些人像不但制作粗糙，全身裸体，造型十分丑陋，而且还不是真金，分明是外面镀上了黄铜，下面的字更是莫名奇妙，不知所云。无论如何，这都不是一件有礼貌的礼物。虽然不明其意，但所有的日本人都感到了一种羞辱。
5月26日，在从天津大沽口返回东京品川港的轮船＂旭日丸＂上，有一个人正在满腔激愤的奋笔疾书，此人就是随团的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福泽谕吉。
他也曾收到一个丑陋的＂小金人像＂，也是唯一一个作为非官方代表而获此＂殊荣＂，但他显然没有感到多少兴奋。＂小金人像＂底座上的那行字更是让他胸口堵得慌：御赐奥斯卡金像奖-最佳女配角-福泽谕吉。
所以登上轮船的那一刻，便将其扔到了垃圾桶里。这个人像后来被人从垃圾桶里捡出，辗转过无数人之手，直至漂洋过海，最后成了美国雕塑家乔治·斯坦利的收藏，他剽窃了这神秘的东方雕塑艺术，于1928年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制作了颁奖礼品，连奥斯卡三字也一并继承。
此时的福泽谕吉深感耻辱，他愤怒的在自己的笔下写道：＂日本虽处亚洲东部，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，转向西洋文明，虽常说‘唇齿相依’，但现在的支那、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，反而玷污我名，当今之计，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，共兴亚洲，毋宁脱其伍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。.....对待支那、朝鲜的方法，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，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......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，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。因此必须谢绝支那、朝鲜等亚细亚之恶友。＂
1882年5月29日，这篇名为＜脱亚论＞的文章在日本＜时事新报＞（产经新闻的前身）全文刊登，随后迅速被其他报刊转载，在日本舆论界和思想界引起了一场轰动。
之前对华外交失败的消息已经到处散布开了，上至耄耋老人，下至学龄儿童，都知道由于中国的阻挠，大日本帝国无法在朝鲜顺利发展，再加上这一股＂脱亚＂热潮，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对中国的仇恨。在官方、报纸、书籍的宣扬下，日本底层民众的苦难和贫穷，都被归咎于＂支那的压迫＂。
这股仇恨也转移到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舰队，在愤恨情绪的支配下，一群长崎的市民冲上海边炮台，企图抢夺大炮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舰队。而上岸游玩的士兵也时常受到当地人的挑衅。
这次舰队的访日，开始于5月11日，加上一些维修工作，估计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。但鉴于日本当地的复杂情况，司令刘步蟾在请示国内后，于6月4日提前返航了。
整个访日期间，舰队表现出来的实力以及严整的纪律，给了日本人很大的刺激，＜时事新报＞也报道称：“舰体巨大、机器完备、士兵熟练，值得一观之处颇多。＂
前世北洋水师访日后，有一个日本人，名叫小笠原长生，写了一本小说叫＜圣将东乡平八郎＞，在里面胡编造谣说，东乡平八郎亲眼看见北洋水师官兵把衣服晾在大炮上。后来天朝国歌的作者田汉，不分真假，就把这本小说当历史书翻译过来，误导了好几代中国人。而实际上，东乡平八郎根本没有接触过北洋水师，而且当时海军在大炮上晾衣服是符合条例的事情，英、德海军都是这样干的。
就在中国舰队返航的当天，日本政府再一次召开了御前会议。鉴于对华访问的失败，与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，要解决朝鲜问题，必须和中国一战。包括原先持谨慎观点的岩仓具视，在访华外交后，他也加入了强硬派。倒不是因为他被颁发了一个＂最佳女演员＂的小金人像，而是从中方代表的坚决态度中，可以认为中国在朝鲜的政策已经很难改变了，除了战争，没有别的解决办法。
而一直持中间立场，轻易不表态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，也罕见杀气腾腾的要＂与支那决一雌雄＂，他倒是真被激怒了，因为他被转交了一个＂最佳道具奖＂。
唯一能保持冷静的，只有伊藤博文，他对中国异乎寻常的强硬和挑衅感到迷惑。
通常意义下，一个人也好，一个国家也罢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，才会如此肆无忌惮，不留情面。一种是愚昧无知，狂妄自大，对世界一无所知；另一种则是有所图而存心为之。
但中国之前与法国一场恶战，战场上与外交上都与法国斗得不可开交，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愚昧来形容，所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
那难道是故意为了激怒和刺激日本吗？伊藤博文感到既疑惑又担忧。
但他的意见却是极少数，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观点。尤其是大藏卿大隈重信，更是直接出示了中日会谈期间，中国最高议事机构军机处的许多会谈纪要，这些纪要让在场众人极为惊奇，大隈重信对此洋洋得意，声称中国军机处的一位官员，平日里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常纪录所见所闻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其心腹养子乃是日本派去的间谍。
从这些纪要上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的狂妄，以及对日本的无知：
其中官员刘坤一说道：“以日本手掌之地，而又土瘠民贫，如欲与中国为难，多见其不知量矣！”
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奏报：“倭夷之在外洋，国小而俗贪。其地，曾不能当中国一二行省之大”。
御史庞鸿书在奏折中也称：“日本蕞尔小国，近年以来，诸事张皇，国弩久虚，必不能于倭日久征战。”
建设部副部长怀塔布认为：“日本弹丸，狡焉思启，皇上挟中国人全力取矢，零以加遗，鼯鼠、螳螂自救不暇。”
军机大臣张之洞说道：“日本甚穷,华市一绝,商贾立窘,严修海防静以待之,中国之兵力财力,何至不能御倭哉?相持一年,日本穷矣。”
甚至中国的皇帝也在军机处会议上说，日本区区“蕞尔小国”，挑战中国实在“不自量力”，不值得在乎等等。
这些纪要铁证如山般证明，伊藤博文的担忧纯属多余，连伊藤本人也不得不承认。但他仍然坚持慎重，认为以中国之大，可以忍受错误，重新来过，而日本一旦犯错，很可能会万劫不复。
同时伊藤博文认为，访华并非一无所获，从与暹罗大臣的会谈中，双方已经隐约有结盟的倾向。应该迅速将这种倾向变成事实，通过对暹罗的支援和武装，使其能牵制中国的后方。
他甚至提出一个包围中国的战略，那就是从日本往下，是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，接着是受英国＂保护＂和控制的东南亚各个邦，再到法属交趾支那，最后暹罗。
日、西、英、法、暹罗都是立宪或正准备立宪的国家，都是＂西方文明＂。完全可以联成一个＂自由与繁荣之弧＂，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，造成对日本有利的外交态势，最后能支持日本的朝鲜政策。
伊藤博文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，作为与扩军备战方案并列的＂文武二道＂，以天皇御旨的形式，确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。
随后新一轮的扩充军备计划也出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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